“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3年6月2日，习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故宫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也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从包罗万象的故宫文物，可以感知中国历朝历代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精髓，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

　　以明清紫禁城为主的故宫古建筑群，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占地面积达72万平方米，拥有千余座明清木结构建筑。丰富的建筑门类、齐全的建筑形制，使得紫禁城成为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百科全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一脉相承的营建思想，绵延不绝的中和理念。紫禁城不但与安徽凤阳明中都、南京明故宫遗址的两座宫殿有着直接的沿袭关系，更可由此一直追溯至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宫城以降的历代都城、宫殿的规划设计形制，追溯至《周礼·考工记》、《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辨方正位”、“择中立宫”、“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都城、宫殿营建的悠久传统。经过元明清三代的规划建设，北京城形成了以紫禁城为中心，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道城墙环环相套的形制，端正严整、对称均齐；纵贯南北的北京城中轴线公里，气势如虹。紫禁城在重重城墙和南北中轴线的烘托之下，显示出“天下之中”的恢弘气魄。在紫禁城内的考古发掘证明，元明清三代的宫殿建筑存在着叠压关系。此外，紫禁城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宫殿营建中“前朝后寝”、“三朝五门”等古制。以上营建传统，与中国农业文明起源之际通过“观象授时”而获得的宇宙观、时空观等重要知识与思想体系一脉相承。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经过长期的发展积淀，“致中和”这一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美学及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主导精神之一。紫禁城建筑群整体布局对称均衡、秩序井然，充分体现出对“和谐”、“中和”等文化理念的追求。无论是以“保合太和”、“致中和”为主题而命名的外朝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还是崇尚乾坤交泰、万物和谐并育的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守中致和”的中和之道都是其中蕴含的最高追求。除此之外，紫禁城中尚有永和宫、体和殿、颐和轩、蹈和门等名称中带有“和”字的诸多殿宇门楼，也有养心殿正殿“中正仁和”、宁寿宫乐寿堂“与和气游”、颐和轩“太和充满”等带有“和”字的匾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处处体现出追求“和”的文化内涵。

　　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也是中国古代宫城礼仪制度的集大成者。图为紫禁城太和门。 故宫博物院供图

　　革故鼎新的工艺技术，南北融合的建筑新风。紫禁城一方面是继承前代传统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南北方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创新之作。在明永乐年间始建宫城的过程中，便有大量南方工匠参与其中，典型者有以蒯祥为代表的苏州“香山帮”匠师，相关工艺技术在南北融合中不断推陈出新。据史料记载，元大都城墙仍以土墙为主，仅城门部分包砖，下大雨时常常塌毁，而紫禁城的城墙全部包砌城砖，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宫殿室内铺地大量运用的“金砖”产自苏州，由太湖湖底多年沉积的淤泥经过极为复杂的工艺制成，是明代高超的制砖新技术的产物。屋顶的材质与色彩是紫禁城建筑的一大创举，黄琉璃瓦的大量运用，开一代新风：既不同于唐代宫殿以青灰瓦和青掍瓦为主的素朴基调，与宋、金宫殿以青琉璃瓦为主调也颇异其趣（金中都宫殿正殿用黄琉璃瓦），与元代宫殿运用各色琉璃瓦装饰屋脊屋檐并大量使用白色琉璃瓦更是大不相同，从而形成了既辉煌壮丽又和谐统一的整体气魄。

　　清代康熙、乾隆二帝曾多次“下江南”，更加促进了南北方建筑的融合。例如乾隆时期参照宁波天一阁，建成用以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立面设计成紫禁城中独一无二的六开间，屋顶则以象征水的黑琉璃瓦为主色，木结构部分以绿色油饰为主，在红墙黄瓦为主调的紫禁城中，堪称别具一格的创新之作。建福宫花园、乾隆花园等庭园的营建，将江南园林的风格融入紫禁城，极大改变了宫城的面貌。此外，乾隆花园内各建筑的室内装修，更是荟萃了南方诸般最为卓越的工艺技术。

　　多元一体的建筑集群，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紫禁城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典型例证。除了汉族宫殿建筑之外，紫禁城中也有极具其他民族特色的建筑。比如坤宁宫的改建便是清初满汉文化融合的典型体现，无论是将大门位置由正中改为偏东，室内呈现为“口袋房”布局，还是在西侧开间内设西、南、北三面的“卍字炕”，都是典型的满族建筑习俗。又如汉藏合璧的楼阁建筑雨花阁，为宫中最具标志性的藏传佛教建筑，将汉式建筑与藏传佛教建筑风格完美地熔于一炉。宫中大量殿宇门楼的匾额皆是满汉双语书写，部分碑刻亦如此，慈宁门匾额更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

　　紫禁城充分体现出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的融合，呈现出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紫禁城中除主体宫殿建筑之外，还包含佛教建筑，如雨花阁、宝华殿、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40多处佛堂；道教建筑如钦安殿、玄穹宝殿等；此外还有反映民间信仰和满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城隍庙、坤宁宫等。紫禁城既是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外建筑技艺交流融合的舞台。例如，武英殿院内西北部的浴德堂，为一座典型的中亚阿拉伯式穹顶建筑；乾隆花园的倦勤斋内，有结合西方焦点透视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绘制而成的大型通景画，使人置身其中似幻似真；东六宫之一的延禧宫主庭院中，还保留着带有近代钢结构的西洋“水晶宫”式建筑遗迹灵沼轩。

　　习总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与故宫有关的文物藏品包罗万象，其中存藏于故宫博物院的186万余件/套藏品，分为陶瓷、绘画、青铜、家具、钟表仪器等25大类，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持续不断又灿烂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

　　连缀不断的文明史料，民族一统的历史见证。故宫文物藏品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这些藏品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起，贯穿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直至近代，连缀为一部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史。

　　以陶瓷为例，故宫博物院所藏陶瓷数量达37万件，居世界之首。从新石器时代的夹砂陶、红陶、黑陶、彩陶、白陶等，商周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汉魏六朝的青瓷、黑瓷，到唐代南青北白的瓷器，宋代各大名窑的瓷器，元代的枢府釉和青花、釉里红瓷器，明清两代的御窑瓷器，直至时期景德镇烧造的“居仁堂”款瓷器和湖南醴陵生产的瓷器等，足以连贯而系统地反映中国陶瓷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见证了中华文化之传承有序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故宫文物藏品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见证。在故宫文物所构成的连缀不断的文明史迹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也得以生动展现。例如，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就描绘了吐蕃王松赞干布的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的场景，这既是难得的艺术杰作，又是汉藏民族交往的重要历史见证；由清代宫廷画家绘制的一系列战图册，是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的生动记录；由乾隆帝主持，傅恒等撰制，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程梁等绘图的《皇清职贡图》，则描绘了当时藩属国、海外交往诸国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数百个人物，其中国内少数民族涵盖今天、新疆、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广阔地区。文物背后承载的是鲜活的历史，它们与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关联，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向内凝聚、团结统一。

　　唐朝时期，在今陕西宝鸡南，发现了十个像鼓一样的石墩子，上刻十首四言诗。因石的形状像鼓，故上面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石鼓文介于西周金文与秦朝小篆发展演变的进程之间，石鼓也成为研究中国汉字形体演变的珍贵实物。图为石鼓拓片。 故宫博物院供图

　　和平交往的实物依凭，兼收并蓄的文化结晶。故宫文物藏品是中华民族和平交往的见证。与追求和谐的文化理念相伴始终的，是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以及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一贯传统。据不完全统计，故宫博物院藏外国文物多达1万余件，包括艺术品、科学仪器、钟表、武备、书籍、纸张、医药、地毯、家具、乐器和其他各类生活用品等。它们来自英国、法国、荷兰、俄罗斯、日本、朝鲜、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等国，来源途径包括西洋传教士进献、外交使团礼品、臣工进献、贸易渠道采办等，是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往来的历史见证。

　　故宫文物藏品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往来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成果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过程。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接触紫禁城宫廷开始，连续200多年，紫禁城中都有具备专业技能的西洋人为宫廷服务。清宫学习欧洲技术，专设玻璃厂、做钟处等，生产各种与西方科学技艺有关的精美艺术品和机械计时器。在绘画艺术中，西方焦点透视技法与中国笔墨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新画风。《乾隆帝岁朝行乐图》便是一幅由中西画家共同创作、中西绘画艺术有机交融的成功之作，擅长人物写实肖像画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负责画乾隆帝像，中国画家沈源、周鲲、丁观鹏等人负责画小童、房舍与树木。此外，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天文、地学、算学及测量绘图仪器等各类来自西方的科技文物。

　　华章日新的文物品类，融通创新的技艺成果。故宫文物藏品是中华文明华章日新的见证。从中国历史整体来看，藏品中各时代皆有代表性文物类型，各类型文物的工艺技术登峰造极，留下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精品。其中各文物类型，往往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不同派别、不同工艺的大批杰作，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特征。

　　此外，明清时期大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西洋文化，不同文化相互融通而取得的创新，在瓷器、绘画、珐琅、钟表、科学仪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宗教器物等众多方面皆有所体现。钟表及珐琅彩瓷器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钟表作为礼物进献给万历皇帝，此后大量精美的钟表源源不断地进入明清两代宫廷。清代雍正皇帝不满足于单纯使用西方的计时方法，要求工匠制造出能够报更的“更钟”，即让钟表白天报时、夜间打更。在西洋人的帮助下，造办处的工匠们在钟表上增加了定更、调更的装置，制造出独一无二的更钟，能够按一年之中不同节气夜间的长短调整并确定更的起讫和间隔时间，完美融合了西方机械计时技术与中国传统报时方式。更钟的发明和生产，是中西方不同技术和文化交汇融合所激发出的代表性创新成果。如今，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中外钟表1600余件，制作年代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不等，其中既有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名家之作，也有一些中西合璧的产物，更有清宫做钟处以及广州生产的精品。珐琅彩瓷器是在康熙、雍正皇帝直接督促下成功烧制的瓷器新品种，这一创新从聘请西洋技术人员和进口西洋原料开始，最终实现了自主炼料并烧造成器，丰富了中国瓷器的艺术风格。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总的深刻论述给人以启迪。华夏文明，灿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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